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，“文明冲突论”一类的选择既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，又不免因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而陷于“独断”；中国文化的“现代化”要基于“融合”而非“冲突”或“趋同”的结果，我们就不能不深思：
对于文化问题的关心，近些年来明显集中到了“中国文化与现代化”上。前几年，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在中国学界被炒得沸沸扬扬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便是这个以“冲突”为模式的未来世界文化关系理论触及了中国人最关心的一点，即在“现代化”的版图上，中国能够作出一个什么样选择？或者说，中国文化在面向21世纪的全球发展进程中，将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“现代化”？
应该说，这种关心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新的现象。在最近百年间，我们很多次听到了这种热情的潮声。诸如“中体”“西体”之类的文化争论，以及在“技术”与“人文”之间经历的种种选择上的矛盾，都反映了中国人对“什么是现代化”和“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”问题的高度敏感。当然，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，在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，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里对于“现代化”的关心不仅有了更多新的要求，也增加了几份实际体会。对于我们来说，“现代化”乃是一个不争的、必然的文化建设前景：我们所面临的，不是一个要不要“现代化”的问题，而是“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可能”，亦即对于“现代化”进行必要的文化选择问题。
然而，文化何以能够“选择”？这个问题的关键，是我们首先必须确立起一个基本策略和原则。这里，所谓“策略”，意味着我们对建构什么样的21世纪中国文化应该有相当具体的目标；而“原则”的意义则在于，它构成了我们建构21世纪“现代化”的中国文化所必须的理性认识前提。亨廷顿选择“文明的冲突”作为21世纪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，在于他坚信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“基本价值观念和信念”的差异是我们把握未来文化的主导原则，因而“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”。很显然，因为所站的立场不一样，不同的策略和原则便自然会形成很不相同的文化选择。比如，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，诸如“文明冲突论”之类的选择便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一贯的精神，又难免因为夸大了各个文化系统间的对立而变成一种文化“独断论”。这一点，在干春松先生所写的《现代化与文化选择———国门开放后的文化冲突》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）一书中，就有很精彩的分析。该书围绕“现代化与文化冲突”这个主题，从文化理论与文化价值评判、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文化转型、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及其未来建构等诸多相关方面，在理论和实践的各个层面上作了广泛探讨，其中针对“中国文化与现代化”的问题，提出了“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”，“只有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，探索传统智慧的价值，才是‘传统与现代’的合理的参照系”等耐人寻味的观点。如果说，这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一种选择，那么，它所表达的策略之思，正是作者所谓“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观照世界文化”———有了这个“高度”，我们才可能相信，由于“全球化”是一个在不同文化间保持相互融合和吸收的多元整体，因而未来世界的文化主宰权并没有完全落入西方人之手，中国仍然可以从自身要求出发形成“现代化”建构的民族自信，中国文化及其传统仍然具有作为中国“现代化”之基础的现实性。而作者在此中所包含的原则之见，则在于其提出的两个基本文化立场，即坚持文化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。可以发现，在这个体现了某种辩证意识的原则中，作者不断意图张扬的，乃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前景的特定认识，或者说是对于现代化中国之民族根据的重新把握。毫无疑问，本书作者如此这般地设计中国文化的未来建构，在一定意义上，显然是冲着亨廷顿的“冲突论”而去的——亨氏以民族间的种族差异来理解全球范围内文化差异的不可调和性，而本书作者则强调“文化的民族性必须置于世界性的观照之下”，民族性总是在自身深层结构中体现了某种变异（这种变异也正是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前提）的存在，因此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选择也就能够在并不放弃自身本位的前提下，与世界文化的未来相一致。这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说的：“21世纪的中国文化应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，根据中国社会全面、持续发展的要求，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，在全球化的观照之下，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成就，综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”。
应该说，这是一种相当具有中国式辩证魅力的观点。至少，在作者所给定的文化选择的策略和原则中，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：其一，在“后冷战”时代的世界格局中，“现代化”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不再简单地认同“现代化＝工业化＝西方化”这个文化发展模式之后，中国文化又能够为下一个世纪的世界做些什么？事实上，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如亨廷顿之流的文化发展模式，有一点不能不承认，人家至少对西方文化能够提供的东西是清楚的。而我们如果既不满足于“西方中心”又不愿意拿中国文化去同别人“冲突”，我们就必须搞清楚自己的“可能”与“所能”。其二，文化选择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过程，而未来世界又无疑是一个不断弱化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、强调彼此间经济合作的时代，这样，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，文化选择除了像本书作者所说的“必须对中国传统有充分的观照”以外，又该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潜在的意识形态矛盾？换句话说，中国文化的“现代化”既然是基于“融合”而非“冲突”或“趋同”的结果，那么，“传统与现代”的关系就不可能不涉及未来世界的意识形态利益，为此，我们在进行“现代化”的文化选择时又如何有效地坚持“民族性”与“世界性”的统一呢？
也许，“文化何以能够选择”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。干春松先生在他的书中给了我们一种思路，但他并没有结束这个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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